游客对旅游演艺的满意度是影响文化主题公园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文章以清明上河园为例, 选取该景区的 32 个旅游演艺节目作为研究对象, 运用必要 条件分析 (NCA) 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sQCA) 相结合的方法, 探究文化主题公 园旅游演艺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 演出时长､ 演出效果､ 服务质量､ 舞台 形象是旅游演艺满意度的必要条件, 并且这些变量通过一定条件的组合能够对旅游 演艺满意度产生显著的协同影响效应｡ 文章据此提出了 6 条文化主题公园旅游演艺 满意度的提升对策, 以期为文化主题公园旅游演艺产品的创新设计与开发提供决策 参考｡

人类旅游的起源是旅游学历久弥新的经典命题，人类旅游起源的时空定位、初始形态以及演变规律等问题至今尚未理清。文章基于唯物史观对人类旅游的 起源与演变展开哲学思辨和科学实证，研究认为：①人类旅游起源和演变的根本动 力在于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关系变革，进而引起人类旅游生活方式的 产生和变迁。②旅游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中国旅游起源于约公元前2070—1600年的夏，世界旅游起源于约公元前4000—5000年的两河流域，这是人类 旅游起源的时空定位。③人类旅游的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文化旅游、自然旅游 和休闲旅游三种形态，而现代旅游是一种综合旅游形态。

厘清新疆红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格局及可达性,对弘扬红色文化,优化 红色旅游规划,推动新疆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最近邻指数､核 密度等方法分析红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借助高德开放平台API路径规划接口 爬取实时出行数据,探究其可达性状况,使用地理探测器分析资源可达性影响因子 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新疆红色旅游资源呈“大分散,小聚集”“六核三带”空间 分布态势,核密度值以乌鲁木齐市—昌吉—克拉玛依市—塔城市条带为中心向四周 递减;新疆红色旅游资源可达性时间成本较高,平均通行时间为656.960min,且内 部不均衡性明显;可达性影响因子的影响力排序:DEM>县域GDP>地理集中指数 >景点核密度>路网密度>人口密度>坡度｡

基于 2009—2021 年长江经济带省域交通与旅游面板数据, 分析交通和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及其时空格局演变趋势, 并借助障碍度模 型进一步分析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 结果表明: 2009—2021 年长 江经济带交通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程度整体偏低, 但在研究期内各地区呈 稳步提升态势; 耦合协调度的 σ 值整体呈下降趋势, 省际差异程度逐渐缩小; 在空 间上呈现 “ 东高西低” 的空间分异格局, 存在两极分异现象; 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 呈现正相关关系, 高值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江浙沪地区, 中西部地区以低值集聚区为 主; 未来需完善交通运输体系和结构, 提升交通运输能力､ 持续提高旅游创新能力 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研究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 Super-SBM 模型､ 均方差分解法､ 空间自相关分析､ 冷热点分析法以及 Tobit 回归模型等方法解析 2000 " 2019 年河南省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 河南省旅游生态效率近20年来显著提升, 各地区增长速率大小依次为豫北 > 豫西 > 豫南 > 豫中 > 豫东; 中低效率地区 显著减少, 较高效率地区显著增多, 而且地区差异趋于减小, 平衡性增强, 呈现出 空间收敛格局和均衡性增大趋势｡ 旅游生态效率区内差异呈现豫北 > 豫中 > 豫东 > 豫南 > 豫西的空间格局, 收敛态势明显, 各地区内部差异是造成河南省旅游生态效 率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 近 20 年, 河南省旅游生态效率冷点区显著收缩, 热点区范 围相应扩大, 但积聚性不强｡ 河南省旅游生态效率受多重因素的差异化影响, 各地 区如何发挥不同因素的正向促进作用､ 减弱抑制条件, 需要统筹施策､ 扬长补短｡

以黄河流域9省区115个地级市为研究区域， 利用核密度估计、 数量空间 关系模型、 空间错位指数、 双变量空间自相关等分析方法， 定量剖析黄河流域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Ａ级景区之间的空间关系， 同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测影响二者 空间关系的主导因子。 研究表明： 黄河流域非遗与Ａ级景区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关 系， 其空间聚类模式呈现显著的 “ 高—高” 类与 “ 低—低” 类分布范围较广且连片 集聚， “ 高—低” 类与 “ 低—高” 类分布范围窄且较为分散的特点； 黄河流域非遗与Ａ级景区从黄河上游到下游大致呈现 “ 正向错位—负向错位” 的分布特征； 黄河流 域非遗与Ａ级景区不同类型空间关系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影响二者 空间关系的主导性因子异质性显著。

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的培育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途径｡ 以近三年556个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为研究对象, 综合运用 GIS 空间分析和地理探 测器探究其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的空间分 布具有不均衡性特征, 且倾向于随机分析, 空间关联性较弱, 聚集程度偏低; 在各类影响因素中, 高程､气候和水系等自然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 旅游发展水平和交通通达性是主要驱动因素, 地域文化､ 政策保障､ 体育发展水平和区域接待水平是 一般驱动因素, 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最低｡

基于ABC态度模型和互联网大数据对山东省高级别景区形象的网络化呈 现类型及分异特征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山东高级别景区的网络形象存在省内外差 异，山东用户优于全国用户； 美誉度、知名度与景区级别正相关；服务质量整体优 于景观质量，但景区级别、景观质量与服务质量无显著关联。山东高级别景区应在 发挥服务质量优势的基础上，充分提升景区资源利用水平，提升强化景观质量建设，精准营销策略。

山地民族村寨拥有优质的旅游资源, 通过山地旅游活动有机会增强村寨 的 “ 自我造血” 能力, 引导其实现共同富裕｡ 文章选择云南省丽江市玉龙雪山景区 甲子村作为研究案例地, 基于山地旅游发展､ 民族村寨建设､ 共同富裕3个潜变量 构建山地旅游促进民族村寨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理论模型, 并运用 SPSS 22.0及Amos 24.0 软件对实地调研收集的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分析, 探究山地旅游促进民族村 寨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 研究表明: 山地旅游显著促进了民族村寨共同富裕; 民族 村寨建设在山地旅游促进民族村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山地旅游 发展的各个维度对民族村寨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具有差异性｡

科学合理规划旅游产业要素的空间布局, 是旅游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文章以 318 国道川藏线沿线六州市为研究区域, 基于POI大数据, 采用最邻近指数､ 核密度分析､ 双变量空间自相关､ 地理探测器等方法, 对其旅游产业要素的空间结构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 318 国道川藏线旅游产业要素呈 “ 扁担状” 结构, 且呈现出 “ 两中心高度集聚, 其他区域呈孤岛状零星分布” 和 “ 沿路 而建､ 低海拔集聚” 的分布态势; 旅游产业要素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且关联程度较高, 呈现出显著的联动发展效应, 但交通设施与旅游景点之间的空间匹配程度低; 影响旅游产业要素分布的关键因素按其解释力大小依次为 GDP､ 人口规模､ 景点密度､ 路网密度､ 坡度､ 海拔､ 年平均气温｡

文章以杭州梅家坞为例， 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从产业共生视角探究 景中村茶旅融合互动机制。 研究发现： 茶旅产业具备自然的协同属性， 适于进行产 业融合； 旅游产业的特殊性使其成为与其他产业尤其是第一产业共生的理想选择； 界面畅通是村落实现产业共生的前提； 景中村的环境加速了能量向旅游产业流动的 过程， 为 “ ＋ 旅游” 产业共生提供良好共生环境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茶旅共生中 共生单元的地理位置、 经济状况、 人力资本、 社会关系以及文化资本是决定其内部 能否发生共生的重要条件； 旅游产业进入后的共生系统中同时存在多种共生模式， 理想状态是走向对称互惠共生的模式。 梅家坞的茶旅融合实践表明， 景中村居民可 以通过自发进入旅游经营的方式推动村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使得村落的原产业 和非遗传承得以继承和创新性发展。

一直以来， 游客亲环境行为的激发是旅游目的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一环。 文章基于社会影响理论与溢出效应视角， 以江苏茅山旅游景区的游客为研究 对象， 构建旅游景区员工亲环境行为对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模型。 结果表明： 旅 游景区员工亲环境行为能够促进游客亲环境行为的产生； 感知责任和利他关注均在 旅游景区员工亲环境行为与游客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绿色公 平不仅能够强化旅游景区员工亲环境行为对游客亲环境行为的正向影响， 而且能够 强化旅游景区员工亲环境行为对感知责任和利他关注的正向影响。 研究结果丰富了 游客亲环境行为的驱动因素， 还能为旅游景区内外部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科学测度旅游碳排放的脱钩状态, 对于西北地区旅游业的低碳转型发展, 如期实现 “双碳” 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以 2010—2021年相关面板统计数据, 基于 旅游业能源消费法､ 碳汇植被面积系数法､ 净碳排放法和 Tapio 脱钩模型法, 测度西北 地区旅游碳排放､ 旅游碳承载力､ 旅游净碳排放量､ 旅游碳排放与旅游收入脱钩关系｡ 结果表明: 西北地区旅游碳排放总量､ 碳承载力和净碳排放量以 2019 年为拐点呈倒V形变化态势; 西北地区人均旅游碳排放整体呈下降态势; 西北五省区中, 陕西一直处于 旅游碳源地, 甘肃､ 青海和新疆一直处于旅游碳汇地, 宁夏大体上处于旅游碳平衡地; 西北五省区的旅游碳排放与旅游收入以弱脱钩状态为主体､ 多种脱钩状态并存｡

以乔家大院景区微博和旅游电商游客评论的网络文本与图片为研究样本, 采用文本分析和图片分析相结合方法, 借助 Rost Content Mining 6.0 和 Nvivo 10软件, 对比分析目的地投射与游客感知形象差异, 了解乔家大院景区遭摘牌处理的具体原因｡ 研究发现: 网络文本分析中, 乔家大院投射与感知形象文本在高频词内容､ 情感和社会语义网络构成方面存在多种差异; 网络图片分析中, 乔家大院投射出有文化､有特色的目的地形象, 游客则更加关注旅游体验; “ 景区投射与感知形象差异模型” 中的 “ 错位” 区域是造成景区摘牌的重要原因, 未来可针对该区域的组成要素采取相应措施｡

以贵阳青岩古镇为案例地， 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 通过宏观到中观再到 微观的理论分析框架， 从 “ 环境嵌入、 关系嵌入、 认知嵌入” 三个层面揭示旅游小 企业对旅游社区产生的影响。 研究发现： 旅游小企业是否能对旅游社区产生积极影 响， 受到环境、 关系、 认知三方面的制约； 旅游小企业与旅游社区的关系越紧密， 影响越积极； 旅游小企业的经营活动与社区居民的认知相符时， 有利于促进旅游社 区良性发展并形成共赢共享的局面。 因此， 环境、 关系与认知能够成为嵌入理论下 研究旅游小企业对旅游社区影响的内在逻辑与机制。

当前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着人才供需错位的困境。 针对这一问题，基 于职业自我概念理论和社会认知职业理论模型， 采用问卷调查方式， 以415名不同学校层次的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为研究对象，探究职业自我概念对职业成熟度的影响 机制。 研究发现： 职业自我概念对旅游管理本科生职业成熟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职业生涯规划在职业自我概念对职业成熟度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心理韧性在职业自我概念和职业成熟度之间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进一步调节了职业自我概念通过职业生涯规划对职业成熟度的间接影响。

运河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记忆载体， 国内外学者以历史文化、 地方情感为依托的记忆空间研究， 为后来的文化记忆空间系统研究提供了基础。 文 章基于主客双方建立运河文化记忆空间的感知模型， 以扬州运河三湾景区为例进行 探究。 结果表明： 在空间维度上， 运河文化记忆空间是重要的景观资源， 产生了运 河文化认同； 在文化维度上， 运河文化记忆空间能够传承文化遗产， 提升文化氛围， 优化旅游形象； 在情感维度上， 主客双方都产生了愉悦感、 自豪感和归属感。 基于 此， 从文化距离、 旅游动机、 景观原真性和旅游影响感知角度分析主客分异形成机 理， 为打造文旅融合旅游地、 保护和活态传承运河文化遗产提供新思路。

章从怀旧心理与地方性建构角度， 以城市怀旧型消费空间——— “ 广州 超级文和友” 为例， 采用质性研究法探讨其地方性建构以及本地和外地游客的感知。 研究表明： “ 广州超级文和友” 通过怀旧符号还原 “ 人 ＋ 事 ＋ 物” 情境， 营建物质和 情感空间， 通过管理方、 业主和游客之间的互动反馈机制共促形成怀旧型消费空间； 大部分本地游客在怀旧体验上不能产生积极感知； 外地游客作为文化他者， 大部分 实现了一定怀旧体验， 但更多是出于对网红点的猎奇心理。

文章根据 S-O-R 理论模型, 构建旅游场景体验､ 情感反应､ 感知价值､ 游后行为意向的关系模型, 并以成都欢乐谷为案例地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 主题公园旅游场景体验由主题体验､ 环境氛围体验､ 游乐设备体验､ 人员体验､ 基础设施体验构成; 旅游场景体验对游客情感反应､ 感知价值､ 游后行为意向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情感反应中的愉悦以及感知价值对于游后行为意向有显著正向影响, 情感反应中唤醒对游后行为意向无显著正向影响; 情感反应的愉悦以及感知价值在旅游场景体验和游后行为意向之间起中介作用, 二者又在其中起链式中介效用｡

原住居民作为我国国家公园生态补偿政策的对象，他们的满意程度是衡 量生态补偿政策的重要指标。基于刺激—机体—反应(SOR) 模型理论， 以居民的 生计资本、政策信任作为刺激因素，将居民的政策认知作为有机体的状态，构建国家公园原住居民生态补偿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 并结合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鹦哥岭片区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 原住居民生态补偿政策满 意度总体较高； 生计资本、 政策信任对生态补偿政策满意度具有重要预测作用， 其 中政策信任的作用尤为显著； 政策认知在生计资本、 政策信任对原住居民生态补偿 政策满意度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 根据研究结果， 结合当前生态补偿工作推进 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建议丰富原住居民的生计资本， 优化配置生态补偿资源； 规范基层组织运行， 增强原住居民的政策信任； 创新政策宣传方式， 提高原住居民 的政策知晓程度。

在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与谋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背景下, 探究 旅游驱动型城镇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2006—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城市面板数据, 利用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模型､ 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分析旅游城镇化水平与绿色经济效率动态演变特征, 继而借助面板回归模型验证分析旅游城镇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 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城镇化水平､绿色经济效率均呈波动上升趋势, 但增长走势稳定性欠佳, 两者均具有显著的阶段分异性; 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城镇化水平大致呈现 “东高西低, 南高北低” 的空间分布格局, 绿色经济效率则具有 “ 小分散､ 大连片” 的空间分布特征; 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城镇化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负向抑制效应, 且抑制强度呈现 “环长株潭城市群>武汉都市圈>环鄱阳湖城市群” 的位序特点; 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尺度经济发展水平､ 对外开放水平､ 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正向促进效应, 政府干预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负向抑制效应, 子城市群尺度各控制变量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互联网作为信息时代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对旅游全要素生产 率产生何种影响？文章使用熵值法与Malmquist指数法分别测度2013—2020年各省份 互联网发展水平与旅游全要素生产率，系统考察了互联网发展对旅游全要素生产率 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显著抑制旅游全要素生产率，验证了 “索洛悖论” 假说在旅游业的存在，原因在于互联网发展对旅游业要素配置形成非适应性冲击； 异质性分析表明，“索洛悖论”主要出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薄 弱与创新能力较差的地区。此外，旅游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发挥均衡效应与升级效应， 调节互联网与旅游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从而有效化解 “索洛悖论”。

文章基于目的地品牌至爱理论，探究传统村落旅游目的地游客文化保护 意愿的作用机制。通过构建两组结构方程模型， 分别验证地方感与目的地—自我一 致性作为目的地品牌至爱的前因变量，对作为目的地品牌至爱的结果变量：目的地 的文化传承意愿以及文化宣传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地方认同和真实自我—的地一致性能够显著影响目的地品牌至爱， 并通过目的地品牌至爱与目的地品牌忠 诚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游客文化保护意愿。根据结论，文章给蕴含传统文化的传统村落型旅游目的地提出了实践层面的管理与营销建议。

研究基于流动性视角，以成都明月村为例，运用田野观察等定性研究方法， 探讨外来创客、游客和返乡创业者等城乡流动主体有关乡村民宿“家”空间的转换与协 商实践。研究发现：城乡流动赋予乡村民宿“家”的丰富意义，源于逆城市化流动主体 对民宿“家”的差异化地理想象，民宿因而成为承载城乡流动主体频繁流动、相遇和实 践的“家”空间和场所；主体的文化差异与对家的不同地理想象与表达主导着民宿多维 度的空间生产实践，并在各自的利益诉求下实现民宿“家”空间的塑造与转换；主体民 宿“家”的塑造与转换实践遭遇多元文化相遇、价值利益的冲突与张力，经由主体积极 的互动协商，构建了在地化的多层次认同，营造了共建共享共治的社区共同体。

博物馆对塑造地方非遗文化形象和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具有重要作用。借助SOR理论模型， 从理论推演、 实证方法、 路径分析等不同进路对游客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 结果表明： 非遗专题展游客参与行为是一种以感知和体验为导向的主观建构， 同时受到行为心理、 文化场景和社会交换等客观因素影响， 其作用机制有赖于游客对非遗专题展的交互叙事情境认知。 游客参与行为是内部驱动和外部作用共同作用的结果， 是以感知和体验为导向的主观选择， 以及环境、 情境和语境等客观影响过程， 文化环境在此过程中起调节作用， 共同作用于游客参与行为。 通 过深化对非遗专题展的游客参与行为的理论构建， 以期进一步丰富非遗传播相关研究。

文章以迪庆州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普达措旅业为例， 基于ESG理论与共生 理论， 运用案例研究等质性研究方法， 探讨旅游企业ESG行为推动社企关系演变、 促进社企协同的过程与机制。 研究发现： 民族旅游地社企协同障碍主要体现在信息 不对称和利益分配问题两个维度， 且两者呈现出动态变化特征； 旅游企业通过ESG行为不断缩小社企心理距离、 加强环境保护， 促使社区从被动 “ 输血” 式生活转变 为主动 “ 造血” 式发展， 推动环境保护从生态恢复到生态保护再到生态教育不断融 合与强化； 随着企业ESG行为的不断发展， 所达到的行为效果由浅入深表现为 “ 善 意传递—信任构建—共营共治共享”， 促使企业与社区之间的共生关系从非对称互惠 间歇共生到非对称互惠连续共生， 最终步入对称互惠连续共生。

亲子客房越来越受到家庭旅游者的青睐，但亲子客房设计简单、缺少创意，难以满足儿童的需求。文章以亲子客房体验中的障碍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研 究方法，通过访谈儿童获取研究数据，利用扎根理论编码规则进行数据分析。研究 结果表明：一是亲子客房中存在基本障碍和高阶障碍，基本障碍包括操作互动障碍和物理本体障碍，高阶障碍包括制度障碍和认识联想障碍。分析包含概念的数量发现，从制度障碍到物理本体障碍自上而下呈金字塔结构。二是感官感知和认识感知构成障碍感知，障碍感受分为直接感受和关联感受。感官感知和直接感受构成障碍感性认识，认识感知和关联感受构成障碍理性认识。三是建构亲子客房情境下的障碍、障碍感知和障碍感受模型，揭示体验障碍及其相关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消除障碍改善体验提供了理论依据。

旅游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文章基于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的数据, 利用Probit和Tobit 模型分析和探讨了主观贫困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 研究发现: 主观贫困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 即相对于未处 于主观贫困的个体, 处于主观贫困的个体在旅游参与的概率以及旅游消费支出规模方面都有所降低; 主观贫困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高收入群体､ 高等教育群体以及女性群体主观贫困的旅游消费抑制作用更为强烈; 作用机制检验发现, 社会信任在主观贫困和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主观贫困通过降低个体的社会信任来抑制旅游消费｡

探究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对于提高旅游绿色创新效率和实现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01—2021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利用区位熵模型和超效率SBM模型测度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和旅游业绿色创新效率水平，并借助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检验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研究期内,我国旅游产业集聚整体上升,东西分布格局差异大,具有空间断裂化和等级化特征;中国旅游绿色创新效率呈“U”形变化且空间格局具有空间锁定特征;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倒U”门槛效应,其影响作用由正效应向负效应转变;旅游产业结构升级与市场化水平在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能够增强其正向作用｡

携宠出游正在成为年轻人关注的新时尚,对宠物主决策行为的研究也因此受到关注。研究通过访谈结合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利用325份有效问卷数据,在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如何影响宠物主携宠出游意向。主要结论:提出携宠出游意向及行为分析框架,旨在为理解出游行为过程提供理论思维工具;在携宠出游意向的形成过程中,他人对宠物主携宠出游行为的观点态度,以及宠物主对携宠出游的潜在障碍判断和自我执行能力评估是显著的影响因素;宠物主对携宠出游的认知评价积极与否对其出游意向影响不显著。研究旨在为提升宠物主人美好的出游体验,推动宠物友好型旅游目的地建设,构建包容性的和谐社会提供理论依据。

外来资本进入乡村助推其振兴的同时,也引发了地方空间的生产与构建。以昆明市大墨雨村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半结构式访谈法,探讨外来资本对民族村寨空间生产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社会"的交互作用推动了以外来资本为主导、本地村民参与的生产实践;初级循环的物质资料生产促进了经济增长,也导致部分负面的空间分异现象;次级循环,在村集体和新村民等多方参与下，景观环境、空间布局、生态得以优化和修复；第三级循环,资本的社会渗入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

文章选取苏州市三个乡村旅游地,以携程和抖音中相关分享信息为数据来源,采用LDA主题模型提炼形象主题,结合情感分析工具snowNLP进行情感倾向分析。研究发现:新媒体平台已经成为乡村旅游者信息分享的重要途径,专业型和社交型两类平台既互补又各具优势。相较于专业型平台,社交型平台对旅游地和潜在游客的影响越来越大,乡村旅游者的信息分享行为既带动了流量,同时也受到热点流量的影响;主题分析发现,两类平台中,乡村旅游地信息分享内容呈现出形象趋同、个性鲜明的特点。两类平台中,旅游者对乡村核心旅游资源具有一致的认知,但社交型平台更关注旅游资源,而专业型平台涉及门票等旅游服务质量;情感分析发现,两类平台中乡村旅游地情感倾向整体趋于正面,但也存在一定差别。社交型平台比专业型旅游平台更强调用户之间的互动,负面情感的表达也更为显著,因此旅游者的反映更真实。

随着旅游和生活不断融合,旅游者如何将日常生活意义持续建构在旅游体验中,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以苏州古城为例,以生活型旅游者“苏式生活"实践为研究对象,通过活动日志和深度访谈,解析旅游者在地生活化的消费行为及体验特性。研究发现:旅游在地生活化是旅游生活化和旅游在地化的辩证统一,是旅游者遵循“日常时间"结构,在目的地“生活空间"进行“在地生活"体验的过程;从旅游休闲到旅居实践,旅游者呈现出“以游览为核心的顺访模式"“以体验为动机的参与模式"“以休闲为目的的日常模式"的消费时空惯常模式;生活型旅游者以“苏式生活"切入,从寻求功能性的舒适到获取情感的补偿,在“游居"的体验互动中实现身份属性和休闲认同的建构,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徒步旅游作为一种具身化实践, 是生成个人和地方情感纽带的盛行方式｡ 现有研究对徒步旅游者的情感问题缺乏关注, 不利于目的地管理者理解游客的情感 诉求｡ 文章以江西省萍乡市武功山为例, 结合携程网站的游客评论文本, 运用情感 分析法和 IPA 分析探讨徒步旅游者的情感特征和影响因素｡ 研究表明: 徒步旅游者 的情感特征呈 “ 强—强” “ 弱—弱” 特征且以积极情感为主; 徒步旅游者积极情感主 要受自然风光､ 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周边交通等要素影响; 徒步旅游者负面情绪的产 生与气候和温度､ 环境卫生状况､ 旅游消费成本以及拥挤程度等要素密切相关｡

文章基于在地化概念探析乡村民宿在地化的内涵､逻辑及其实践维度, 并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运用层次分析法 (AHP)从地方经济拉动､产业发展共享､ 地方产品服务､生态环境维护､社区发展参与等五个维度构建乡村民宿在地化评价 指标体系｡研究发现:乡村民宿在地化实践主要受内部资源禀赋､外部市场需求和 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驱动,其发展成效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高度契合;乡村民宿经 营主体以经济利益､文化主题､社会关系以及环境风貌的在地化融入乡村空间,呈 现动态性､复杂性特征;民宿产业发展共享与地方产品服务对乡村民宿在地化发展 具有主导作用,而准则层面的人才培育和场景真实性权重占比最大,指标层面的地 方文化服务水平居于前列｡

文章基于2008—2021年20个省份面板数据,通过实证研究探讨社会投资水平和经济发展规模对旅游综合产出的影响机制,并分析其异质性和非线性关系。研究表明:直接作用显示社会投资水平和经济发展规模的提高显著促进旅游综合产出,异质性显示对西部地区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且在促进作用中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效应,在跨越经济发展水平门槛值后社会投资水平和经济发展规模对旅游综合产出的促进作用表现为更强;中介作用显示社会投资通过社会消费提高旅游综合产出,经济发展规模通过政府干预影响旅游综合产出;调节作用显示旅游接待能力正向调节社会消费水平对旅游综合产出的作用效果,旅游资源禀赋负向调节政府干预对旅游综合产出的作用效果。

以武汉市户部巷为研究案例地,比较本地居民及外来游客饮食文化原真性感知水平差异,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检验和比较了游憩者饮食文化原真性感知对其就餐满意度、行为意向的影响关系和作用路径。结果显示:游憩者对城市美食街区食物/环境原真性感知、就餐满意度、行为意向均较积极,其中外来游客感知更强烈;食物原真性感知—满意度—行为意向结构方程模型对主客双方均显著成立,食物原真性感知对外来游客就餐满意度的影响强于本地居民;服务和环境原真性感知直接影响本地居民满意度,但不影响外来游客;服务和环境原真性感知对主客双方行为意向的影响均不显著,但食物原真性感知会直接、正向影响本地居民的行为意向,对外来游客没有影响。

随着文化和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 新型城镇化作为以人为核心的国家发 展战略， 不仅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 也是促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路径。 文章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 揭示新型城镇化与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之间 的双向因果关系； 同时，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 验证新型城镇化通过 基础设施建设对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间接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新型城镇化对文 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且基础设施建设在此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 作用。 此外， 新型城镇化对各区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 其 中， 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 而对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影响则相对较弱。

乡村旅游发展转变了农民角色， 加强农民对新角色的认同感是推动乡村 旅游向纵深发展的关键环节， 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有力保障。 文章以乡村旅游 地农民为研究对象， 构建旅游增权影响农民角色认同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相关假设， 探讨旅游增权对角色认同的影响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 经济增权、 心理增权、 社会 增权及社区参与均对农民角色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经济增权、 心理增权及政治 增权能够通过社区参与间接影响农民角色认同， 社区参与则起到中介作用。

为探究游客出游时间的异质性在空间行为上的表现, 以热门旅游城市重 庆市 ( 中心城区) 为研究区域,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 GIS 空间分析等方法探讨不同 出游时长下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 研究发现: ( 1 ) 随着出游时长的延长, 旅游流不 断向城市外围扩散, 提升了游客对旅游景点选择的丰富程度｡ ( 2) 不同出游时长下 旅游流在空间上均呈现指数函数距离衰减效应｡ 距离衰减效应在二日游表现最为强 烈, 其次为一日游, 三日游及以上最低｡ ( 3) 旅游流随着出游时长的延长, 在空间 上形成愈加复杂的网状结构, 其网络密度､ 连通度以及节点结构洞优势也随之提升｡ (4) 不同出游时长下旅游流核心景点之间均呈现 “ 强—强” 联系的特点｡ 随着出游 时长的延长, 旅游流流动的路径在增多, 旅游景点路线组合呈现多样化特征｡ (5) 随着出游时长的延长, “ 核心—边缘” 结构越加明显, 核心区对边缘区的带动作 用愈加有限｡